文 | 福星徠
编辑 | 福星徠
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公众纪念仪式才进入国家记忆文化。
在关于纪念这场战争及其士兵受害者的最恰当方式的争论中，情感既是一种驱动力，也是利害攸关的因素。
直到1922年，这样一个仪式的总体设计才达成一致，包括举行仪式的日期和应该采用的情感模板。
1928年，这一模式才被所有参与记忆政治的主要机构普遍接受。
展开剩余92%相反，英国停战日纪念仪式的模式在1919年被引进，到1920年就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它的关键元素：默哀两分钟、纪念碑和对无名战士的崇拜，这两种元素引起了民众的共鸣。
公众纪念仪式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记忆政治，通常被描述为安托万·普罗斯特著名的“爱国和平主义”。
即一种广泛共享但未被一致接受的反军国主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和对法国共和价值观普遍维度信仰的混合。
他对所谓的“爱国和平主义”的非政治性强调在最近受到了挑战，特别是与“公民行动”价值观的联系，据称这代表了历史上“法国对法西斯主义的过敏”。
然而，他对法国退伍军人协会及其记忆文化的开创性和详细的研究，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和其他国家对“大战”记忆的研究。
普罗斯特明确指出爱国和平主义，首先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这种情感层面不仅源于战争经历本身，也源于塑造战争经历的19世纪文化传统。
相反，滋养“爱国和平主义”的情感，也归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早期发生的一个过程。
它是由三个强大机构之间的竞争驱动的：国家、退伍军人组织和教会。
这种风格的出现持续了数年，只有对这些机构之间冲突的历史动态及其不同的、不可调和的野心给予应有的关注，才能理解这种风格。
他们的观点分歧很大，不仅是在什么日期最合适的问题上，还有在哪些情绪上。
这场争论的起因是这三个机构都发现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是战争前产生的，要么是战争带来的。
因此，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一个转变或危机的过程，这影响了他们在记忆政治中的影响力和更广泛的社会角色。
退伍军人运动的主要特征是政治紧张和制度分歧，直到1927年才得以弥合。
直到意识形态和法律结构变得统一，人们才能观察到这不仅仅是对问题的简单反应，而是一个连贯的、制度化的项目，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运动。
然而如果将情感考虑在内，政治统一和制度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日期：1922年停战日纪念活动。
在随后的几年中，这将成为大多数退伍军人协会热切要求的纪念活动情感模板。
传统文化的分歧
在1919年和1922年之间，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模式来“庆祝”战争和结束战争。每个机构都试图建立一个纪念仪式，以传达他们认为足够的感情。
这些模型或明或暗地突出了不完全吻合的情感，如喜悦和悲伤，或胜利的骄傲和谦卑的奉献。
这些模型旨在围绕战争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记住战争，上演不协调的政治叙事，表现有时不可调和的情感。
这些情绪不是简单地存在作为外在表达的不可改变来源，而是从多年来制度化的整个复杂实践中出现和演变出来的。
国家机构率先对记忆政治行使权力。
早在1918年11月，停战宣言发布后的几周内，法国议会下院议员发起了几个主张：纪念战争及其结束，庆祝胜利部队归来。
一些人呼吁将11月11日停战日定为国家假日，其他人提出了在同盟国之间举行联合仪式的想法：“以颂扬战争的胜利成果并纪念人民的解放”。
大多数支持者是中间派或左翼政治家，他们都是退伍军人。
在公共教育和美术部的支持下，胜利庆典艺术设计委员会是为了起草官方仪式的计划而成立的。
然而，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并没有选择11月11日举行这一活动，而是按照政府6月27日向众议院提出的建议，选择了7月14日。
7月这一天，将停战纪念活动与颂扬法国大革命及其缔造的共和国的悠久传统联系了起来。
这一传统充满了喜悦、自豪和民族热情。
1880年，它被宣布为国家假日，随后变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国家军事代表”。阅兵式占据了公共仪式的中心舞台，还增加了一个娱乐节目，包括游行、戏剧表演、舞蹈和焰火。
这种对法兰西民族、其共和价值观和武装力量欢欣和自豪的赞美态度，也是1919年政府希望通过其拟议的战争纪念仪式传达的内容。
希望记忆政治，能够抵消许多其他政治领域中正在出现的危机。
对此，笔者认为：
与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法国政府及其行政和立法机构都面临着各种挑战。
战争造成了经济和金融危机，农业和工业生产力下降，货币疲软。
在外交政治方面，德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法国从美国获得的战争贷款的偿还问题的争吵，给历届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分歧成“两个”法兰西，其中一个是温和的左派、世俗、自由共和党，另一个是保守派和天主教徒。
两者在战争期间有所缓解，当时大多数政治力量都加入了神圣联盟。
这种绥靖政策在1919年11月的选举胜利后，集团国家这个词既指保守派和中间派政党的广泛选举联盟，也指1919年至1924年间形成的更广泛联盟。
这些联盟声称是神圣联盟有时跨越的政治光谱非常广泛。
包括极右的保皇党和天主教保守派以及中间派和社会主义激进派，只排除工人国际的法国分部。
然而，早期关于世俗主义、社会和外交政治的分歧和争端很快会重新出现，导致激进分子在1923年离开联盟。
鉴于法国对协商民主的传统偏好，即政治家与政党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快速更换政府是政治不稳定的一个来源。
当时，政府仍被视为议会政府，包括行政和立法机关。然而在战争后期，他们之间出现了政治紧张局势，当时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不愿放弃。
战后为“现代化”和更强大的行政部门所做的努力重新点燃了这些紧张关系，在记忆政治方面，行政部门和议会之间的政治分歧反复出现。
战争期间巨大的生命损失和士兵的反复造反让他们受够了大屠杀，于是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提出了质疑。
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让大量的退役士兵重新融入社会，特别是那些被称为“步兵”的乡村士兵。
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极右政治团体的暴力对抗中。总之，尽管法国是赢得战争的国家之一，但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并不像是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特别是其行政部门，希望停战庆祝活动重新巩固政府、政党、士兵和人民之间已经形成的政治纽带神圣联盟。
因此，7月14日的仪式是拥抱一种情感态度，给予喜悦、感恩、骄傲和荣誉。至于活动的整体设计，有几份提案提交给了胜利庆典艺术设计委员会审查。
未提交给委员会的提案之一，来自著名建筑师亚历山大·马塞尔，他曾负责先贤祠的翻新。
他的设计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受到了赞扬，该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最终被允许看到他和另一个提案。
该报告指出意思就是他在葬礼仪式上对先贤祠和Soufflot街的装饰是非凡的，值得特别推荐给行政当局注意。
然而，马塞尔的想法被驳回了。
理由是由于其性质和组成，很难将它们与官方项目的想法相融合，因为官方项目是根据完全不同的感觉构思的，而仔细观察委员会最终选择的政府优先方案。
包括Gustave Jaulmes、André Mare和Louis Süe在内的一群建筑师和画家创作，它由两部分组成。
有效地将对死者的纪念与对胜利的庆祝分开。在凯旋门下竖立一个巨大的纪念碑，上面有明亮的题字“献给为祖国牺牲的人”，由退伍军人致敬。
接下来的一天将被献给生者，庆祝胜利，并沿着巴黎中轴线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事实上，该提议或多或少是7月14日传统阅兵的延续，只是被放大到巨大的比例。
一个附带的计划设想建造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其体积将与凯旋门的体积相协调，并将为其提供一个宏伟的框架。
这个巨大的建筑是为了容纳观看阅兵的人群，一些代表甚至梦想有一个比罗马圆形大剧场更大的圆形剧场来覆盖整个地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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